权力下位者会成为强奸犯吗？田野工作者的反思
本文是田野米兔小组的第三篇译文。请点击上方"与猛虎谈情"或以下链接，查看我们的：
project简介：#MeToo在田野
第一篇译文：没人告诉我做田野会被性骚扰
第二篇译文：脆弱的观察者：关于田野调查和强奸的笔记
在之前两篇译文中，田野中与性有关的威胁都是来自研究对象。而在本文中，强奸者却是田野工作者雇佣来协助研究的助理。在看似权力结构明晰的雇佣关系中，研究助理又是如何成为了性关系中的压迫方呢？二十年后，遭受身心侵害的作者终于能够详细地写下她的回忆和反思。在此，我们对其所述的经历做了精简的摘录，并译出最后的讨论部分。她的故事是独特的，却也在很多方面具有普遍性，是给学界以及每一个田野工作者提出的诚挚警示。
田野中的一次强奸:
幸存者的反思
原文标题：Rape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from a survivor
节选自：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作者：Eva Moreno
译者： egg-white, 胡梦茵, 周雨霏
校对：孔鹏音, 唐凌
编辑：周雨霏
译文已取得原书作者、编者授权，转载敬请告知。
注：作者和强奸者的名字都是假名。原文中用第一人称，梗概用第三人称复述。
事件梗概
1972年2月，本文作者Eva来到埃塞俄比亚，为其博士论文做田野调查。她计划在南部小镇Ketema（简称K镇）停留数月，通过问卷调查和生命史访谈来开展城市研究。此前在1960年代，她曾作为旅行者、发展项目的志愿者以及写作论文的本科生多次前往埃塞俄比亚。借由校友介绍，她聘用了一位男性研究助理，在本文中称为Yonas。Yonas与她同龄、身高相仿，外型并不显眼，举止沉稳，热衷左翼政治，曾为政府机构担任过田野调查助手。在首都进行了一个月的档案研究之后，二人一同动身前往K镇。
虽然与阶级、族群与性别挂钩的不平等关系在埃塞俄比亚非常普遍，然而从田野调查一开始Eva就试图与Yonas建立平等的关系。初抵K镇，她选择留宿一家靠谱的酒店，并给Yonas也订了一间房。随后她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段租了一间独栋房子，并邀请Yonas住在她隔壁的房间里。这是因为一方面，她没法为Yonas单独在城中心另找一个住处；另一方面，她担心有些夜晚时分她会感到寂寞，若Yonas在近处的话可以跟他聊聊天。她也曾顾虑，住在一栋房子里会不会让镇上的人以为他们不只是研究雇佣关系。当她询问Yonas时，Yonas答道：不管他们有没有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镇上的人都会假设他们已经发生了性关系；因此她应该采取最实用的方案。与此同时，这栋房子配备的管家也令她感到宽心：他为人正直，和妻子就住在房子旁边的小屋里；而且他显然不认为作者和Yonas是情侣或夫妻，而是Yonas视为一个保镖加工作人员的角色。因此她放心地选择了和Yonas住在同一栋房子的安排。
于是，Eva和Yonas住进了这栋房子，开展田野调查。然而，从调查一开始，Eva就感到跟Yonas共事不太舒服。他阴沉、情绪化、极度谄媚，而且习惯性炫耀，常自夸他如何让侮辱他的人吃不了兜着走。现在回想起来，Eva意识到这一切都是预兆。但在当时，她却尽量往好处想，因为她曾与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与Yonas类似的男性共事过，结果都还不错；而且事到如今，她已经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取代Yonas了。
事实上，有很多迹象表明Yonas对二人关系的想象与她明显不同。例如在酒店时，一天晚上Yonas只穿着内裤来到Eva的房间，要求与她发生性关系。这样的要求后来还发生过多次。每一次Eva都严正地拒绝了。她回想起当时的自己为什么没有立即引起重视，是因为一方面她早已习惯了男性总是对她这样一个年轻女性提出越界的要求，另一方面她在瑞典的成长过程则是非常安全的，因此也是天真无畏的。再来，她猜测自己早年光临埃塞俄比亚时之所以未被骚扰，大概是因为她那时还像个小姑娘，身边的朋友于是都对她呵护有加。可这一回她是作为一个成熟女性独自前往，在外人看来她既没有丈夫也没有男性监护人。
唠叨了数周以后，Yonas终于消停了。Eva以为他终于放弃了性征服的念头，然而事实上他只是变换了策略。他转而邀功自己对她的研究是多么不可或缺，所以不能解雇他。他成功地说服了她。与此同时，K镇的居民对她表现出的冷漠使她感到孤独和自我怀疑，Yonas的自夸和对她占有性的“保护”让她更加脱离外界并依赖Yonas。很久以后Eva才意识到，正是Yonas故意警告镇上居民离他们远点，以便他更好地操纵Eva。
这一切（加上Yonas有时夜里带枪外出）都让Eva感到自身权威丧失。为了挽回信任，她决定对Yonas展现更多信任，比如睡觉不关房门。直到有一天夜里她醒来，发现Yonas站在她的房间里，抱怨她在性关系上歧视埃塞俄比亚男性。Yonas认定她是一个放荡的人，却唯独不对他放荡，所以必定是歧视。Eva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将Yonas赶出房间的了。从那之后她又开始锁门睡觉。
有一天Yonas突然宣布辞职，然后离开了K镇。这让Eva陷入孤立无援的绝望，因为此前她的调查一直非常依赖Yonas。颓丧了几天后她决定振作起来自己继续研究，并发现其实进展很快。正当她开始找回状态时，Yonas突然又回来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他说他从未想过要辞职，只是为Eva不愿跟她上床而失望而已，而今他愿意重新投入工作。由于有Yonas的协助显然更方便，她同意了。
然而结果是，Yonas又开始对Eva提没完没了的性要求，而且变本加厉。他在家里也带枪，仿佛是在威胁她。二人的关系开始变得很像一个虐待狂和他的妻子。从外部看，其实Eva完全可以随时退出这个关系，正如她在首都的朋友警告她的那样。然而身处其中，她并没有意识到究竟在发生什么，只知道Yonas被一个神经质的顽固念头纠缠。她只期望研究能尽早结束。
她开始经常跑回首都暂居，以暂时逃离压抑的氛围。她还经常开车到20公里外的Woha镇过周末（几个月前她还觉得这样的行为非常不专业），因为在那里驻扎的海外援助组织有她认识的朋友。由于距离很近，她终于决定完全搬到W镇去，退掉K镇这个房子，让Yonas自己解决住宿。她告诉Yonas第二天就搬走，Yonas显得很平静。然而半夜一点时，Eva醒来听到Yonas在敲她的房门。
Yonas以借用杀虫剂为由闯入Eva的房间。他满身大汗，眼中写满愤怒和决绝。她大声尖叫，他掏出了枪，她停止了尖叫。他开始不停地说话，（扭曲地）追溯起二人从初识到如今的关系，并说今晚就是他最后一次得到她的机会，为此他将不择手段。突然有人疯狂敲门，大喊着让Yonas开门。Yonas一面敷衍应答一面将Eva逼向床去、准备强奸她，同时怒吼着对她的不满。然而或许是他需要兼顾太多事情而过于紧张，强奸刚开始就结束了。他顿时恢复了正常，显得害怕，呆坐了一会儿，起身打开门让外面的人确认她还活着。管家冲进来解救了Eva，赶走Yonas，封锁整栋房子，把Eva送到W镇的朋友家。
之后，Eva花了很长时间来做身心恢复、处理强奸导致的后续事宜，并最终坚持做完了剩下的田野调查。她再也没有见到Yonas。出乎意料的是，在田野的最后阶段中，K镇反而成了她在埃塞俄比亚感到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她知道Yonas不会再有胆量回到这里。反而是回到瑞典后，她经历了痛苦的延迟反应。数月的困扰和多年的噩梦纠缠着她。她感到自己“理应”愧疚，仿佛正是她自己给Yonas安排了强奸者的角色。直到二十年多后坐下来写作这篇文章时，她才终于意识到：Yonas在刚刚听说有个外国女人要招助理时，就已经开始操纵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其实她在强奸当晚听到Yonas愤怒的指控时，就应该已经明白了。可是她却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完全说服自己并不应该为自己的受害而承担责任和感到愧疚。
反思
尽管第二波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浪潮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而“社会性别”也因此已被纳入很多人类学理解与分析的范畴，然而人类学还并没有完全接受人类学家自身也是被社会性别所型塑的这一事实。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在学者数量结构上的分布和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类似：虽然年轻女性在学生中占一大部分，但随着越来越接近学术等级制度的顶峰，女性所占的比例逐渐降低（Sanjek 1982）。这种基于性别的金字塔结构“确保”了女性在数量上的主导并不会转化为在学术建树上的影响。
那些“在家的”——大学和人类学系里的人类学家，以及学术研究机构之外的人类学家，都是我们所处时代和所处社会特定性别秩序的一部分。然而，学术生活的一个中心方面是对工作中的性别区分的拒绝。也就是说，我们被期望着平等地学习、管理、写作和教学，仿佛性别区分并不存在。这一假想是学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可以被维持的原因是我们只有一部分的生活时光是在大学里渡过。一天的学术工作结束后，我们才离开理论上“无性别区分”的学术界，出去承担各种基于性别的社会角色。一些人回到家里，可以跷着脚读晚间报纸，然后在晚饭端上来吃完之后潜心于最近的人类学期刊；另一些人则需回家购物，做饭，洗碗，洗衣，以及完成其他一切需要让生活继续下去的事情。
对于女性人类学家而言，我们在大学里过的这种虚构的“无性别区分”的生活导致了一个后果：如果我们在学术语境下提出特定的事关女性的议题，我们就面临损害自身人类学家身份的危险。当然，这是因为一个典型的人类学家通常是男性。因此，女性人类学家的一项隐秘议程是在建立职业身份时避免招徕关于自身女性身份的关注。毕竟，和当一位“真正的”人类学家相比，谁想成为一名“女性”人类学家？至于性暴力，它有可能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并不被视为我们职业生活的一部分——人类学家的那部分。“人类学家”并不会被性骚扰甚至强奸。“女性”会。
在田野调查中，错误的“职业的”和“私人的”时空划分彻底地崩溃了，而这一划分正是支撑所谓“性别中立”的人类学家这一设定的基础。在田野中，人类学家不可能始终维持一个“无性别的”自我假象，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没有被打上任何标签的“人类学家”。在田野中，一个人一定会被打上标签。他/她会被别人和自己打上性别标签——一位女性人类学家或者一位男性人类学家。作为有性别标签的人类学家，我们不仅对别人有吸引力，我们也能感受到吸引——当然我们也有可能成为性暴力的目标。正如在我的例子里，这种暴力在指向“职业部分”的自我的同时，也指向“私人领域”的自我（这两个领域到底又有何不同呢？）
在田野中性关系的多层面意义对男女人类学家来说是不一样的。异性恋的男性在这个问题上的异常的沉默本身就有不祥的意义。女性人类学家的田野记述当中经常提到田野中性的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在许多田野之中，性问题是强加在女人类学家身上的，并形塑了我们所能做的工作。性暴力的可能性，无论是明确的还是暗示的，都是在许多社会环境中限制女性行动和活动的一种手段。因此，这是大多数女性人类学家必须处理的问题，而男性人类学家则不需要。是否在田野中发生性关系是许多女性人类学家不得不处理的问题。这个问题，类似于Yonas这样的男性请求、叨扰乃至提出（性）要求的这种情况，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偶尔一次，而是或多或少地持续不断地出现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男性人类学家而言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其他的性活动也是不同的。例如，男性可能会接触交易性性行为，但女性不会。
强奸是一种恶毒的、残忍的关系。强奸塑造了男性女性之间相互不理解的鸿沟。强奸的欲望对于女性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而强奸对幸存的受害者造成的后果可能同样让男性觉得难以理解和共情。现实如此，也许就不奇怪，除开其他所有的考虑，强奸在我们学科内部仍然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埃塞俄比亚遭受到这次袭击后，我回到了瑞典，回到了学校，告诉系里的同事们发生了什么。我的女同事都表示震惊、关心和支持。另一方面，我的两个学术导师(都是男性)听我讲述了这次袭击的故事，但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同情，也再没有提起强奸这个话题。后来我听说，我其中一位导师告诉一个女研究生，说我一定在田野里表现得像个傻瓜。另一位资深男性人类学家在听到我被强奸的事情后叹了口气：“女人在田野里就是会遇到这种事情”。
在20世纪70年代我出发前往埃塞俄比亚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性别对于我的田野工作来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我所听到的只是我的男性导师告诉我，女性田野工作者比男性田野工作者更有优势，因为女性人类学家经常既能够接触到女性的社会圈子，也能够接触到男性的社会圈子。实际上，每个田野对女性田野工作者开放的面向各有不同，正像人类学家自身的背景不尽相同，而人类学家与她或他所在田野的契合程度也各不相同。
不变的事实是，女性必须永远应对无所不在的性暴力的幽灵，以一种我们的男性同事永远不必面对的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性暴力从定义上来说是一种“女性的问题”。相反，强奸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男性问题。本章想说的是，不管针对人类学家的性暴力有任何其他的含义，从定义上来说，它都是一个人类学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所有人，女性和男性，值得在主流人类学的讨论议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Sanjek, Roger (1982) ‘The AAA Resolution on theEmployment of Women: Genesis, Implementation, Disavowal and Resurrection’.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7, No. 4, pp. 8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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